從目前來看，河北德融的項目虧損應該是市場形勢和項目質地本身原因所造成的，最多也只是項目操盤能力層面的問題，而非“融資+代建”這一商業模式的問題，否則綠城代建也無法在反復的市場檢驗中成為行業的一面旗幟。辦企業、作項目肯定要面對各種風險，有賠有賺才是常態，而不能因為沒賺到錢，虧損了，反過來“敲詐勒索”合作伙伴不成，就反咬一口。一個地方的社會治理水平與營商環境決定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而除了良好的治安環境之外，企業的守法意識、契約精神以及地方政府與司法部門的服務水平和執法水平，又構成了發展環境的另一重要支柱。

對于作為企業而需要業績的銀行而言，監管部門與其強調必須認真踐行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提升營業網點及工作人員金融服務效能，不如賦予銀行服務更多的靈活性，給予其產品與服務定價的相對自由。另外，要讓銀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來為習慣于使用現金與柜臺服務的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務，監管部門實際上也是有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可以作的。比如可以在金融行業征收普遍服務基金，并按照工作量足額補貼給那些老年客戶和低凈值客戶更為集中的銀行網點，以真正解決有關銀行網點在為老年人服務方面“無利不起早”的問題。

如果要恢復“路見不平一聲吼”的中華傳統美德，讓見義勇為者敢于和勇于“該出手時就出手”，作為公權力的司法權要么需要回歸必要的范圍，給民間社會的道德秩序和自然法則留下必要的運行空間，讓社會道德與人類的共情心、惻隱之心，以及個人因人身與財產安全不受侵犯而可采取一切自保措施的自然法則發揮調節社會秩序的作用，要么就需要對見義勇為和正當防衛的現有司法模糊地帶盡快進行明確界定。否則，在公權力無法全天候覆蓋以保證國民人身與財產安全的情況下，又以司法模糊來禁止或者變相禁止私力救濟和見義勇為，這樣的法律無疑就不是善法和良法了。

宏觀政策確實到了基本已無太大的操作空間，推動經濟復蘇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已經到了將被耗盡的狀態。更何況下行的預期更讓投資、消費都趨向謹慎與保守，刺激性的宏觀政策在無法改變市場預期的情況下也很容易陷入失效狀態。因此放棄依靠傳統的貨幣放水和財政寬松來促進經濟復蘇的幻想，重拾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以恢復市場活力為根本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創新創造價值更需要以法治和資本作為“孵化”條件，因此促進資本積累和促進創新創造就成為這一時代生產力發展和價值創造的前提條件。這一時代，創新創造價值特征的日益提升，讓更加寬松的工作氛圍和更有彈性、更短的工作時間成為可能，這也就是此次位居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英國得以首先進行大規模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試驗之所以得以推出的重要原因。如果說在占據價值鏈高端的國家和地區，縮短工作時間的試驗有著推動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的話，那么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影響造成的就業壓力巨大的我國，適當縮短工作時間卻具有提升就業率的效果。

老鄉雞未全面依照規范要求為員工繳納社保確實是事實，而這種事情本來在企業運行實踐中也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實存在，此次不過是借著老鄉雞希望在A股上市的機會被提出了而已。如果老鄉雞不打算在A股上市，是不是這一問題就會不存在了呢？顯然不是這樣。既然同樣的問題現實存在，既然國央企都可以“借道”化解，為何像老鄉雞這樣的民營企業不能采用類似的辦法來上市？束從軒董事長的道歉可能是真誠的，但問題確實需要監管部門、交易所、企業和員工所共同面對。否則，要么老鄉雞不求上市發展，要么只能繼續遠走海外了。

隨著疫情趨近結束而又重現浮現出來的“報復性消費”這一說法，是個人為制造的偽概念。這不僅僅因為疫后消費活動所恢復的規模原本就是正常狀態下的應有規模，而且因為疫后消費活動也是需要逐步恢復的。消費活動的恢復速度還受到宏觀預期以及消費環境的影響，期望一下子就能把疫情期間損失的消費規模全部都找補回來的“報復性消費”，顯然是不現實的。

在前幾天推出以外部增信工具支持優秀民營房企發債融資之外，又在一周內第二次推出了旨在刺激樓市回暖的降息政策，這不能說政策施力的幅度和頻率所反映的政策訴求不夠強烈，但是真實的政策效果確實還有待觀察。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既然在企業端可以啟用國家信用來為企業實現外部增信進而為房企輸血，那么啟用國家信用來為居民增信，恢復和提升市場端的入場信心，進而恢復市場信心和推動行業回暖，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比如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可聯合多家國有券商、AMC、保險機構等，創設針對買房者個人的CDS、CRMV證券，以較小的投入借助市場化與證券化、遠期風險兜底機制來推動市場信心的恢復。

對碧桂園、龍湖、美的置業3家民營房企發債施以信用保護工具，在這個對房地產行業從來就不太友好的資本市場，可謂是非常重大、顛覆式的政策調整信號，也展現出決策層對暖風頻吹的連續微調之下依然繼續下行的樓市和持續惡化的行業流動性，加大力度挽救的標志性努力。這是政策層為切實解決市場信心缺乏和民營房企信用不足，恢復民營房企融資能力而引進的金融衍生工具，可謂針對性極強的一項金融創新，既可為市場提供更多可投資與可交易金融產品，也可為民營房企恢復公開市場融資功能提供亟需的增信措施。相當于運用政策性工具，讓“國家隊”自掏腰包來加保險，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和提振市場投資信心。

復興國內經濟的著力點必須選對了，那就是消費，消費，還是消費。實踐反復證明，市場自會識別需求，沒有需求基礎的都是“偽基建”。建議通過各種途徑籌集的預算資金向消費領域投入，至于投入的方式方法，建議要在分配的公平性與對終端消費最大的拉動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鑒于消費意愿、儲蓄偏好與個人可支配財富量有著直接的關聯關系，且此次刺激消費也帶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質，因此應該重點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同時在發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發放現金的同時配發一定比例的消費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將現金與消費抵用券的比例進行適當的調整。如果能夠解決好分配的相對公平問題和整體提升消費意愿，并配發一倍的有期限的消費抵用券的話，新增消費規模將在60萬億以上。

在各地爭相出臺樓市松綁政策之際，近日長沙推出的“租出去就算無房”的樓市新政引發廣泛關注，在一片叫好聲中也不乏質疑。這一新政明顯意在“一石多鳥”，在解決政策性保障租賃住房房源和資金不足而難以完成工作目標難題的同時，拉動樓市的新增改善性需求，并控制可能的炒作問題。但其核心問題在于限制了業主的自由租賃權、租金收益權以及審時度勢獲取買賣差價的自由處置權，而后者正是國內買房者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與此同時，通過新政來部分取代或者幫助政府完成保障性租賃住房責任與義務的潛在意圖，也令其蒙上了“損人利己”的陰影，市場的配合度與政策實施的預期效果恐怕也難盡如人意。

碧桂園在高周轉時代曾經給坊間留下“生不進萬達，死不進恒大，生死不進碧桂園”的印象，不過萬達已換了輕資產商管打法，恒大正陷于危機而自顧不暇，只有在行業不景氣之中平穩運行并開始營造生態圈的碧桂園，依然在不時傳出行業并購的消息。也正因此，這家“宇宙第一房企”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被高度關注和被各種解讀，近期一場關于“碧桂園資金賬戶被凍結”的風波就引發熱議，但在碧桂園與當地主管部門的溝通之下迅速得以解決，可謂虛驚一場。不過，這也凸顯出行業信心和市場運行至今無法恢復和回暖，不僅僅是政策的時滯效應所致，而是作為市場化主體的民營房企已經失去了對政策回暖作出反應的流動性基礎。而從長遠來看，保護一批優秀的民營房地產企業的有效存續和恢復發展，或許已是必然選擇。

過去十來年，在土地財政推動房企高周轉模式成為主流的同時，曾經在內地房地產市場輝煌一時的港資房企，因為追求財務穩健，要么退守了市場流動性更好的一線城市或二線城市核心地段，做起了追求單一樓盤財務收益的高端業務，要么進入了需要更高財力與財技要求的商用物業的開發與經營，港資主流房企在中國內地全面開花、蒸蒸日上的房地產市場因此而被迅速邊緣化。包括和記黃埔在內的港資主流房企，注重周期性風險和財務穩健的經營模式，使得項目開發周期相對延長，乃至長期囤地而不開發成為其典型特征之一，招致不少爭議，也令李嘉誠在內地的口碑毀譽參半。在樓市并未全面回暖且行業結構、區域結構正處于強烈調整期之際，和記黃埔闊別內地市場十年后回歸，李嘉誠這是要帶領港資房企欲作還鄉團?

現有的法律體系中，已具備了關于防止和解決資本過度擴張、經營集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的相關立法，而且還在不斷改進與完善之中。因此，堅持現有法律體系下的法治原則，依法節制資本和實現資本的有序運行，既是對于保護資本權利和促進資本積累進而推動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行政權力過度擴張，和脫離法制基礎的隨心所欲的運動式濫用的必然要求，自然也就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順暢運行和堅持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方向的首要保證。反過來，如果失去法治原則，無法給予以資本為核心的生產要素以穩定的預期和順暢的流動條件，必然會帶來財富創造效率的下降和發展潛力的損失。

為促進消費持續恢復，打通國內大循環，需要從促進就業和提升收入、完善社保醫療措施、消除消費領域的制度性障礙等方面綜合施力，讓消費者有錢、有消費意愿、有消費環境與消費條件，愿花錢、有錢花、敢花錢和能花錢。就深圳此次發放消費券活動本身而言，這也是旨在解決讓消費者有錢花這一問題的。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轉換一下經濟發展思路，將傳統的低效投資驅動模式中由政府掌握和能夠動員的資金，除去必要的社會公共品投資與維護費用之外，直接發放給個人以轉換成個人消費能力，更能打造有高質量發展能力的新經濟格局。

之所以目前政策面的暖風不斷，與地方政府綜合施策的千呼萬喚都未能喚回行業的春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業信心的恢復是基于行業對市場變化的基本判斷，而政策面與市場面卻出現了脫節與錯位。此次行業調整是行業本質性的變化，而非以往的行業小周期或者大周期。也就是說，此次行業下行固然是由行業長期調控引發的樓市快速轉淡所觸發，表象上是企業與行業流動性危機，但實質是市場需求已經發生了從總量需求向結構性需求的轉變，目前已經變化了的市場基礎已無法支持原有的房價和地價循環推高的發展模式之下的行業信心，而輸血式的流動性解決方式顯然也無法解決與改變市場需求已然變化這一基礎層面的問題。

目前國內尚未開放公募REITs，只是在基礎設施領域進行公募REITs試點而已，尚未有典型的商用物業公募REITs發行與交易，因此“雷聲大雨點小”也就成了國內REITs領域的慘淡現實，普通投資者尚需耐心等待。國內資本市場REITs的發展與成熟，還有待于商用物業估值與定價體系的重構，而這一重構的前提是城建管理制度體系的根本性調整與金融領域的真正市場化，而避免雙重稅收政策的落地也是REITs成長的必要條件。否則，真正的REITs很難落地，而能夠落地實施的，都是假以REITs之名的各類變相融資手段而已。

近日，萬達商管以輕資產模式接管位于北京朝陽區的藍色港灣和位于海淀區五棵松的卓展購物中心，引發業內對其“江湖救急”的猜測。其實萬達向輕資產模式的轉型已經持續數年，此次作為北京西部地標和問題項目的卓展，與商業標桿藍色港灣一起將運營權托付萬達商管，加上之前萬達與建業和鑫苑的整體性合作，勢必對于未來頭部房企和頭部商業地產項目與萬達的合作發展將會發揮積極的示范效應，成為萬達輕資產發展戰略加速發展的重要契機。

雖然逆周期調節的貨幣政策因掣肘于價格工具的運用而無法降息或者配合降息，而作為數量工具的降準措施當然也不可能無限操作下去，所以未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出臺則是逆周期調節中順理成章的事情和題中應有之意。在央行推出降準措施之后，下一步旨在逆周期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到底怎么走，會出現什么樣的政策組合，除了需要足夠的前瞻性，還需要綜合考量和整體平衡。

融創中國董事局主席孫宏斌是個絕對不缺故事的人。他出身聯想，以教父柳傳志為師，以“白衣騎士”聞名，在順馳中國落敗之后奇跡般東山再起，并出手“拯救”過王健林、宋衛平等一眾中國房企大佬，染指過佳兆業，纏斗過黃紅云，并與擅長以PPT融資且信誓旦旦“下周回國”的“賈布斯”擦出過火花。而這一次，身經百戰的老孫又站在了十字路口，能否再上演絕地反轉的劇情？
實際上，融創近期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只不過是看到了行業周期的開始，沒有估算到行業拐點何時到來而已。但如果連融創中國這樣的實際控制人愿意押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的優秀頭部民營房企都不能渡過行業的冬天，可能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房地產人了。3月30日，融創中國以近20%的漲幅領漲房地產板塊。希望這是春天真正到來的消息，為房地產行業，也為中國經濟。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金融委主任劉鶴主持召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專題會議，關于房地產企業，提到要及時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風險應對方案，提出向新發展模式轉型的配套措施。此后，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證監會、中國銀保監會和財政部紛紛表態，稱將配合相關部門有效化解房地產企業風險，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財政部表示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情況，今年內不具備擴大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城市的條件。在這一系列利好消息的推動下，3月17日地產股大爆發，港股世茂和正榮漲超20%，融創中國更是漲超50%。
今年以來，在應對美聯儲連續加息和宏觀預期下降壓力，提前作好逆周期調節和對沖性政策安排與實施的情況下，我國國民經濟延續恢復態勢，各方面的穩增長政策持續發力，涉房領域也以“穩預期、穩地價、穩房價”為宗旨，正在以金融、財稅、創業創新、人口政策等綜合發力來促進行業流動性恢復和促使行業盡快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而財政部暫緩房地產稅改革擴大試點城市的決定，充分回應了市場關切，表現出與宏觀面保持政策的預期穩定和一致性，是助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金融運行和保就業的務實高效的決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