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黃帝之學早期有可能是借助于《老子》的政治思想衍生出來的。就拿“道”來說，《黃帝四經》論“道”，有明顯的從天道到治道的味道。在老子的思維中，“道”至少具有兩層意義：其一與一種內在于萬物而又超越萬物的特性相關聯，同時也作為萬物生成的源頭；其二則是陳述“道”的規律性指導。換言之，“道”在老子的體系中并非單就“道體”而言，“道用”也非常重要。《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順“務為治”的發展態勢而下，《黃帝四經》將“道”的本體和形而上的色彩剝落，讓它以總規律的面目出現，進而再與人世的治理相對比。

????林俊宏先生認為，道家的基本理念，就是借道的客觀性與必然性來觀看人類社會。這種思考方式的特色，在于強調存在一種獨立于人類意識之外的絕對律則，人類社會的諸多現象不過是這個律則的具體呈現而已。《四經》以“恒”的概念來表述這樣的律則：“天地有恒常，萬民有恒事，貴賤有恒立（位），使民有恒度”（《經法·道法》）。這里的“恒”，一如《老子》中的“常”，是一個動態展開的概念，不應以靜寂不動的恒常態來理解，它是隨時變動不居，但又隱然有規律主導的，呈現出一種近似自組織與分形自我復制的秩序樣態。

????道，既然是人類社會的總規律，因此，它所示現的律則性也就成為人類社會律法的重要復制來源。對于《四經》而言，“法”不過是道派生而出的人間統攝總綱，“法度”必須依據“道”來加以制定，這就是“道生法”的主張─“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經法·道法》）。執政者是“執道者”，因此，他必須按“法度”進行治理，“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經法·君正》）。

????于是，政治社會的高位規范─法，可以得到來自于道的神圣特性，一旦統治者在統治過程中體現了這個精神，治理的高度正當性與完整性就可以無礙地達致了。《慎子·佚文》謂“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十分確切地道出了黃老學中“因道全法”的精髓。

????承繼《老子·五十七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理路，《四經》強調一個“虛靜”的執道者對統治的重要影響：“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刑，刑恒自定，是我愈靜，事恒自施，是我無為，靜翳不動，來自至，去自往”（《十六經·無題》）。由“靜”而能明白“動”，并進而制“動”：“上虛下靜而道得其正……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爭，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道原》）。

????除了虛靜正己之外，《四經》以為，一個統治者應當懂得“因”。“因”，可以簡單地理解成虛靜的外部效果：“毋先天成，毋非時而榮，先天成則毀，非時而榮則不果”（《稱》）。意思是，不要先于天而成功，不要獲取不合時宜的榮耀；先天而成功會毀滅，不合時宜而榮耀則不會有結果。

????由《管子》，我們可以理解到“虛靜”與“因”的連結。《管子·心術上》言：“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只有在繁忙繁雜的事物中，“心”保持虛靜，“神”排除主觀成見或損益，并順應事物之理而偶合之，才能有正確的認識，進而做到行動有正確的方向。黃老道家強調君主的虛靜是保有統率之勢的重要基礎，“因”是藉由“虛靜”體現的一種能力及效果，正如《心術上》中說：“人主立于陰，陰者靜，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而自得。”這與《老子》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是一致的。

????“因”，當然是為了達成一定的政治行動。就此，《四經》強調了因（時、人情、物）而動的準則（這一點在《慎子·因循》也有所承繼：“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這是說，要充分認識人性的規律，善于利用人人都為自我利益考慮的常情來達到治理的目的。

????黃老學派不但把《老子》“虛靜”的原則加以改造，用來進行有效的治理，而且以《老子》的辯證法思想作為制定策略的理論依據。他們認為，事物發展到了極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經法·四度》）。事物的發展變化有個自然的“度”，行動符合“度”，就符合于“天道”，這叫做“天當”。每種事物的功能作用都有個客觀的極限，叫做“天極”。“圣人”必須“能盡天極，能用天當”。“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就是說，違反規律，必將受到嚴厲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