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國雖有資本力量存在，但并未發展成為資本主義

????作者: 胡泳

????在中國，“重本輕末”、“重農抑商”有很深厚的歷史積淀?！渡叹龝?壹言》篇說: “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所謂“末”指的就是商業和手工業。“以農為本，以商為末”對保護農業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尤其在封建社會早期更是如此。秦孝公聽商鞅之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秦國從落后國家，一躍而為“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國，出現了“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的局面。

????漢代劉邦即位后，鑒于商賈們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生活無著、國家財政困難的局面，“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劉邦的“抑商”政策，除了規定商賈不得穿錦繡、乘車馬，商賈的算賦要加倍征收（每人兩算，即 240 錢），還包括: 商賈及其子孫不得為官吏；商賈不得擁有私有土地。

????秦漢以降，重農抑商成為中國專制王朝的基本經濟政策。封建統治者采取了嚴厲的限制經商的措施: 關卡林立，流通不便；對商品征收重稅；奉行鹽鐵官營、酒類專賣、鑄錢控制等政策，嚴格限制私營手工業生產的規模；閉關鎖國，限制海外貿易。

????傳統文化中，社會地位的排列是“士農工商”，國家的政策是“重農抑商”，商人的最高理想是“儒商”。這表現在價值觀上，是“重義輕利”: 孔子以義利之辨作為君子與小人之辨: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向梁惠王陳言“何必曰利？”認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家危矣”；到了漢儒董仲舒那里，義利之辨更進一步成了人與非人之辨；“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茍為生茍為利己。”用儒家標準來衡量，經濟即所謂的“利”，技術即所謂的“小人之末技”，都是不值得看重的東西。

????在這種制度和文化下，商人缺乏地位與社會尊嚴，不可能形成系統的、獨立的商業運轉機制，“官商結合”成為中國商人首選的經商模式。中國的商人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 傳統上他們被視為在權力結構中沒有地位，其經商所賺取的財富，尤其是如果數量龐大，或依靠暴發而驟得，一般都要靠官宦的照顧，而且絕非十分安全。不幸官宦失勢，其他并非特別照顧他們的官員就可能加以干預，阻礙他們生意上的發展。但即便幸運地得到官府的長期支持，而子孫又能秉承先業，繼續賺錢，他們的財富也鮮能維持長久。在中國歷史中，“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俗話則曰“富不過三代”），表明中國社會內部的稀缺資源（財富、地位、權力與名望等等）分配過程存在著相對頻繁的流動。

????以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兩大商幫晉商和徽商為例，他們做生意的路子只能是依附皇權，直接或間接地接受皇家權力的支派，并甘當附庸，以獲巨利。晉商除在國內外貿易中獲得高額利潤外，還為清廷籌辦軍餉、丁糧、厘金、賦稅，幫助官府進行財政周轉，甚至轉手賣官鬻爵中鉆營行賄的贓款、窩藏皇公大臣和各級官吏搜刮地皮而來的銀錢，由此成了中國歷史上官商勾結的典范、國內最富的封建商幫。

????而徽商之所以發跡，與他們取得官方許可從而壟斷鹽業的經營是分不開的。明末以來，徽州鹽商已形成集團，控制了淮鹽產、供、銷的特權，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江春早年鄉試失敗，于是棄學經商，寓居商業中心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下江南，江春多次接駕，并個人捐銀 30 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授以布政使之銜。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

????但就在這些商人最風光的時候，心里也十分清楚，皇權至上，私權隨時都有不虞之災。江春說: “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只需皇上一聲口諭，便可名正言順的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他也的確一語成讖: 從明中葉至清中葉，徽商熱鬧了將近 300 年后，在道光年間一夕煙消云散。先是鑒于鹽價奇高，清政府改革鹽法，剝奪了鹽商的壟斷特權，徽商喪失了世襲的經銷權之后，居然沒有一點競爭能力，兩淮地區大批鹽商破產。隨后，清政府又嚴追他們歷年欠稅，眾多徽州鹽商被抄家抵債，迅速“失勢”。這堪稱“成也官，敗也官”。

????在壟斷條件下，徽商中的“總商”所攫取的鹽業高額利潤是驚人的，因此積累的資本極其雄厚。時人有“江淮繁富，為天下冠”的說法。為評估鹽商財富的真實程度，我們可以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例子來檢證。小說中的杜少卿夸稱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并且繼承了六到七萬兩的家產，這在 18 世紀的任何地方都是相當龐大的財產。

????然而，雖有龐大的資本力量，卻并未發展出成熟的資本主義。何炳棣先生指出，在食鹽的生產方面，即使是一個有能力且毫不留情的鹽商，也不能無限制地擴張自己的事業，因為他的地位是要經過官府認可的。食鹽貿易的組織只允許在一個很小的空間內進行競爭與理性化，因而，商人中之貴者常求助于“壓榨”的策略，即向與他們關系密切的鹽務官僚尋租。富商有義務招待官員，乾隆下江南，接待者主要是徽商，當然不僅僅是出于對皇權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