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和不當的行業監管，導致了月餅銷售中商家為規避不當監管而被迫去掉中秋禮盒中的月餅這一看起來十分荒唐的市場創新措施，同時也導致了土地財政無限制汲取社會資源，進而不斷推高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導致房地產市場信心喪失與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因此，管住有形之手，避免行政權力假以強監管之名的過度擴張對于市場機制的破環和對于市場活力、創新能力的耗損，以及避免有形之手對于社會資源的過度占用與浪費，才是預期下行時探尋經濟發展動力源泉的題中應有之義。

突破原有的適格買房者范圍向購買力和承債能力較差的農民與老人賣房，并鼓勵他們運用跨越自身生命周期的“合力貸”、“接力貸”來加杠桿買房，可謂突破了公序良俗底線和“誰的債誰還”的法律常識，并將推動營商環境和社會發展環境進入整體性的惡性循環。因此，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將以往的負債發展改為量力而行，把地方財政的多項角色回歸公共財政功能，大幅削減財政供養機構和供養人數以真正削減財政支出，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方式來減輕財政壓力，進而消化經濟下行期的財政收支壓力，才是維護地方社會運行秩序和營商環境的必由之路。

8月12日晚間，包括上海石化、中國鋁業、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以及中國人壽等五家中國企業集中公告，啟動自美國紐交所退市，針對上述企業宣布啟動自美退市的情況，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已注意到了有關情況。有關部門負責人指出，上市和退市都屬于資本市場常態。根據相關企業公告信息，這些企業在美國上市以來嚴格遵守美國資本市場規則和監管要求，作出退市選擇是出于自身商業考慮。這些企業都在多地上市，在美上市的證券占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響企業繼續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8月12日，一份名為《關于請求維護營商環境、增強房企投資信心的紓困解難報告》的文件在網絡流傳，落款處清晰地蓋著保利、華潤、綠城、龍湖、旭輝等17家品牌房企的印章。文件稱，合肥市房屋交付中，普遍有不合理、不合規的客戶訴求問題，因房屋質量瑕疵問題，不接受維修，無故拒收且拒交維修期間的物業費，索取巨額賠償。客戶訴求高度一致，背后可能有專業房鬧機構推波助瀾，并形成產業化趨勢。因此，懇請合肥市政府堅決遏制專業房鬧及“惡意維權”行為。合肥住保局回應“暫未收到上述文件，如屬實將進一步處理”。

就全國性AMC而言，其技術性和政策性更強，決策獨立性不太會受地方政府干預而更加考慮投資的安全性與收益性，因此也更能體現市場化、法制化這一原則以及商業上的可持續性，這也成為全國性AMC與出險房企整體合作的重要障礙。而房企通過與地方AMC成立基金的方式來推動出險項目的復工復產和順利運轉，實際上同樣還是以房企為主導，AMC在整個過程中依然是唱配角的地位。如此一來，這種合作方式也就只適合那些資產大于負債、待售貨值較大，以及被挪用的預售款能夠追回的項目，其他的項目應該并不適用。

如何實現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迅速轉型，如何降低效率低下且過度消耗社會資源的國央企比例、如何大幅降低強政府模式之下過高的制度成本而騰出更多的公共資源來支持“一老一少”事業的發展，而非緊盯著這兩個群體，試圖以政策助力榨盡老年人口袋里的的最后一個銅板來支持開發商和實現土地財政自肥，恐怕才是真正關注“一老一少”事業應有的方向。

就提前還款的違約金問題而言，顯然是不能簡單且單純的從貸款合約層面來進行判斷的，否則就太流于表面，也就和那些簡單地將按揭貸款合同與買房合同割裂來看的律師差不多，要么是出于對于立法本意和事實基礎的曲解，要么是出于“拉偏架”的有意所為。至少從銀行與客戶關系的四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就不斷推進的銀行業市場化進程而言，依靠業務創新和服務創新來提升市場競爭能力，恐怕是銀行致力于可持續經營與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那么銀行放棄提前還貸的違約金看起來才是更符合這一大方向的。

“保交樓“，是所有房企下半年的一件必須作好的政治正確的頭等大事，同樣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務實和務必處理好的事。為此，中央層面實際上也在考慮創新性打開工具箱來予以支持。政治局首提”保交樓“，意味著行業基本氛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這些年來社會差別的急劇擴大乃至由此造成的價值觀撕裂，一方面是由于包括分配制度在內的社會進步并未跟上物質財富增長的速度，讓過度依賴市場機制的一次分配不斷推高了以基尼系數為代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來的逆市場化不斷擴大和固化了原有的體制覆蓋面，并以體制力量不斷擠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空間所致。近期江西交通系統國企員工周劼的“炫父”以及中金公司交易員被其妻曬高薪所引發的熱議，實際上也是當今社會價值觀撕裂與社會公平極度缺乏、預期下行與失業壓力焦慮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下的綜合產物。但值得指出的是，只要券商員工的“高薪”符合薪酬分配規范和照章納稅，就沒有什么不合理之處，這和江西國企員工炫富炫社會關系還是性質完全不同的。

在正邦科技把不管不顧地擴展產能，以合同代養來輕資產加杠桿把榨取資本市場財富進行到極致而遭遇市場反轉卻毫無正常運營作為的情況下，這家貪心不足、自己制造了自身現金流困境的無良企業，竟然還希望“以死相逼”來迫使代養戶墊資進料繼續代養。比爛模式之下，“豬吃豬”以其足夠凄慘、足夠震撼再一次觸及人的感受底線。而近期首發于江西景德鎮并迅速形成波及全國風潮的爛尾樓業主“抱團停貸”事件，也是比爛模式下的必然產物。

市場化大潮下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從規模上而言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但高等教育管理體系并未隨著市場化方向而實現同步調整，依然在以計劃經濟思維進行行業管理和資源調配，這也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985”、“211”為代表的各種發展計劃層出不窮，并導致對于高校發展狀況的各類考評指標形式化、指標化、簡單化的重要原因。而此次邵陽學院以大批評引進“自產自銷”的菲律賓水貨博士來優化師資學歷結構，誰說又不是這一教育評價體系的必然結果呢？陳春花的學歷風波也豈不是對于教育行政化的一個最好的反諷？

正是因為房企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無法實現爛尾項目的復工復產以解決保交樓的問題，地方政府以國企聯合AMC進駐接盤也就成了解決“保交樓”這一社會問題的可選項。同樣，也只有問題嚴重到依靠自身無法復工復建和無力回天，而又面臨著政治正確無法推卸的“保交樓”任務時，開發商才肯將項目主導權主動或者被動交出來，接受旨在實現“保交樓”的命運安排。其實，出險房企未來的出路也同樣如此，只有當其完全失去自救能力而放棄主動重整與重組的努力時，市場出清和行業重整的機會才會真正到來。

正是監管對于開發商的默許，甚至是和開發商自覺不自覺的合謀才造成了預售制下資金監管的失效，與房地產行業的高周轉模式及其所支持的相關產業鏈，乃至土地財政的飛速發展。

如果取消期房銷售制度，甚至只要預售資金嚴格監管到位的話，就會必然大大壓縮房地產行業的財務杠桿，進而引發行業規模的大幅收縮，而整個產業鏈規模的收縮和依附其上的相關投資、建設、就業、稅收和土地出讓金收入下降，也會引發行業格局的劇烈調整和大量壞賬的爆發。這自然是現有利益格局下相關利益方所不愿意接受的，也是商品房預售制度遲遲無法取消，而預售資金強化監管通常也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的真正原因。而如果要減少市場沖擊，從預售制改為現房銷售也必須是個漸進過程。

當政府一手緊握地根、一手緊握銀根而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目標，將房地產行業搞成強政府控制且自身還扮演著行業監管角色，在行業卻進入魚龍混雜與全國性、公司化、規模化發展時，行業監管自然也就變成選擇性執法特征明顯的可軟可硬、可公關和可俘獲的了，而市場機制所具備的天然的篩選與淘汰功能也就只能靠邊站，大量的爛尾樓和苦主的出現也就成了必然結果。顯然，將負有監管責任、擁有行政強制權力的地方政府與能管得住錢的相關銀行拉入“保交房”和“防爛尾”的局中，讓他們成為無法脫身、無法免責的利己主義者，才是當今中國特有的房地產預售制度下解決爛尾樓問題的基本邏輯。

一個曾經在國際國內政治史上留下重要印記的前政治人物的去世是一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情，但國內社交媒體對于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卻有著不太一樣的表達。民族情緒和歷史遺恨之外，公眾的表達如果突破了人倫道德的底線，在這個日益走向文明化的當今社會，是值得警惕的。

降低首付并首付分期的賣樓方式，是一種將市場空間用到極致的寅吃卯糧的措施，不但購房者與銀行都面臨著巨大風險，而開發商也未必能夠收到賣房全款并有著較大的爛尾隱患，只有政府能夠在短期和缺乏可持續性的可售房源去化中獲得相關稅收，以及在市場缺乏堅持基礎的虛假回暖與不可持續的繁榮中多賣點土地、多收取點賣地款而已。這顯然是與“房住不炒”和有效防范涉房風險聚集的大政方針是不相符的，也說明了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的重壓下已經到了幾乎不擇手段的地步。不過，濟源市房地產管理局6月30日已將該政策刪除。

作為龍頭房企的領導人，萬科董事長郁亮無論何時都必須鼓舞行業士氣和提振行業信心，這是其作為行業領袖的使命與必然。因此，郁亮對市場觸底的這一判斷或許更多是說給市場聽的“政治正確”言論，在面對行業與公眾的時候為了鼓舞士氣自然必須唱多，而至于行業是否真的復蘇與見底，則是另外一回事兒。

僅僅就西瓜換房的促銷措施而言，估計開發商新城控股是在借鑒河南建業以小麥、大蒜高價折抵首付款以變相降價促銷并被叫停的經驗教訓后，在充分評估監管風險和平衡變相降價促銷力度的基礎上，才推出的以助農名義、以西瓜高價折抵購房款并最高限額10萬元的幅度有限的變相降價賣房促銷方案。不過，低線位市場的農民和農民工群體收入不穩定、社保和公積金缺失，購買力有限且收入持續性較差。如果把農民和農民工視為購房主力而引導這個群體在樓市加杠桿，顯然這種市場不但缺乏可持續性，而且還會存在很大的隱憂。

形勢比人強，企業的各種努力往往只能改變局部狀況而無法改變行業大勢，在行業信心普遍下挫和市場經過長時間刺激而回暖乏力的情況下，縱使宇宙第一的房企碧桂園，也同樣遭受了銷售回款大幅下滑的窘境，這對于家大業大的碧桂園很難說不是壓力山大。在上半年即將過過去而眾所期待的行業復蘇與樓市回暖尚未到來，而且不知道下半年會不會走過行業拐點而成為大家共同疑問的時候，行業信心的脆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房票的出現，本來就是地方政府為促進當地樓市去庫存的創新之舉，自2015年安慶市在全國第一個推出“房票”政策之后再次被更多的城市借鑒，而且還有蔓延趨勢。在行業信心尚未恢復而房企流動性吃緊并面臨著極大的去化壓力之下，在政府以或明或暗的方式限制降價促銷的情況下，從房票到小麥、大蒜高價折算抵交首付，再到居委會和社區被攤派賣房任務，這種不斷創新的花式促銷和花式去化方式，除了體現出房企自身極大的流動性壓力之外，同樣也映射出政府在財政壓力之下的嚴重焦慮。

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城市發展觀和以上級考核為導向的政績觀，必然會讓更多的財力和稅收資源導向以產業培育為核心和以市政建設為表象的城市發展上，其結果自然也就造成了中國內地城市化進程中特有的土地城市化超過人口城市化的現象，以及城市政府在不斷推高土地財政收入的同時卻并無內在動力將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向住房保障方面的問題。如此一來，自然也就讓張五常教授所倡導的以類轉移支付的形式來解決低收入人群買房置業的建議，成了無本之木與無源之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