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一位歐洲記者寫下的一個標題在西方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中國正讓貿易變得不可能（China is making trade impossible）”。

文中的一句話被經濟學家、產業分析師、中國專家反復引用：“中國已經不想進口任何東西，不論什么，它都相信自己能造得更好、更便宜。”

這個論斷在本周得到了數據呼應。中國政府周三發布的數據顯示，盡管面對高關稅和其它種種貿易壁壘，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依然同比增長20%至1.19萬億美元。這相當于，去年的每一天，中國都能從進出口貿易中多賺30億美元。

中國自1993年以來就沒有出現過貿易逆差。但即使考慮到通脹因素，202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也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何世界紀錄。例如，日本的貿易順差在1993年達到峰值的960億美元，按照美元購買力平價調整，相當于今天的2140億美元，不到中國去年貿易順差的五分之一。德國的貿易順差在2017年達到頂峰，其規模相當于今天的3640億美元，僅為中國去年順差的三分之一。

去年中國出口同比增長5.5%，制造業是絕對主力。機電產品占貨物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六成，其中“新三樣”——光伏、鋰電池、電動汽車——正在大規模“卷”出海外，出口躍升近30%。中國在清潔能源、通信設備等領域的全產業鏈優勢，是多年技術積累和市場培育的結果，而非單純的價格競爭。

但中國順差令人咂舌的逆勢猛增背后，并不是世界忽然愛上“中國制造”，而是因為過去一年中國出口持續擴張，而進口基本原地踏步，僅微增0.5%。

中國政府表示，進口停滯的一大原因，是一些國家的對華出口限制。海關總署副署長王軍周三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一些國家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以各種理由限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否則我們會進口更多。”

這顯然是在批評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先進制程芯片、高性能GPU、光刻機等高精尖領域的對華封鎖。但也有分析指出，中國政府出于安全和“自主可控”的考慮，自身也在對高端技術產品的進口設置越來越多的軟性障礙。有國際媒體在去年11月報道稱，在美國放寬部分高階芯片出口限制之后，中國政府就要求所有接受國家資金的新建數據中心項目必須使用國產AI芯片。

最新順差數據加劇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商品“海嘯般”巨量涌入的不安。在歐洲，政治話語已經變得非常尖銳。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上月接受一家法國媒體采訪時，直言對華貿易失衡“難以忍受”，這是“歐洲工業生死攸關的問題”。他表示，若北京不調整，歐盟將在數月內采取關稅等更強硬措施。

事實上，中國對貿易順差過大也已有所警覺，自2024年以來已降低了逾千種商品的出口退稅。上周，中國政府宣布將于今年4月全面取消光伏產品的出口退稅。行業分析師預測，此舉將讓光伏組件出口下降5%-10％。

而且，在半導體、軟件、商業航空器等領域，中國依然是全球最大買家，在一些“卡脖子”領域更是“求進口而不得”。不過，正如那位歐洲記者在文中所說，中國就好比一位勤奮的“實習醫生”，遲早會在各個領域“出師”——研發、制造并最終出口所有這些產品。

殷鑒不遠：當一個大國的商品“只出不進”

這幾年，中國在許多制造業門類的進口依賴幾乎已經消失殆盡。

以德國為例。中國曾大量從德國進口高端機械設備和汽車，但短短幾年間，德國在中國的燃油車和部分高端車型市場份額從約四成跌落到一成，在電動車與智能座艙等賽道全面失守。德國工程機械與高端裝備在中國項目中被“國產替代”，已經成為業界的日常感受。一位德國車企高管則用近乎絕望的語氣說：“China is lost（中國已經丟了）”。

但歷史反復告訴我們，當一個大國持續海量對外輸出產品，而進口幾乎停滯甚至被政策主動壓制時，往往不會走向溫和的結局。

19世紀前期，中國同樣一度“什么也不想買”。當時的大清源源不斷向歐洲輸出大量茶葉、生絲、瓷器，只進口少量毛呢、鴉片等奢侈品，拒絕工業品。貿易不平衡在1830年代達到頂點，西方白銀大量凈流入中國。清政府的極度單邊順差在英國眼中成為一場難以承受的失衡，最終祭出了鴉片，以及堅船利炮。

19世紀后半葉，德意志的工業品和后來的美國農工業品，也曾在英國和其他老牌強國眼中構成“不可持續的競爭”。貿易沖突、關稅戰、乃至殖民地爭奪，在相似的邏輯下反復上演。

1970年代末后，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激增，汽車、電子產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激起美國社會對“日本制造攻占美國”的恐慌。美國聯合幾個西方國家迫使日本于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令日元升值50%，日本出口競爭力被大幅削弱。在這里，貿易不平衡沒有引發軍事沖突，但通過金融與貨幣安排“吞噬”了一個國家的增長勢頭，日本從此走入“失去的30年”。

今天的中國與技術落后的清朝不可同日而語，已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巨量資本積累和軍事實力。與《廣場協議》前的日本相比，中國經濟體量更大、金融體系也相對封閉，讓外界通過匯率與資本市場“糾偏”的難度更高。

歷史不會簡單重演，但它提供了警示：當失衡積累到一定程度，外部壓力會以更激烈的方式倒逼調整，屆時付出的代價往往遠超主動作為的成本。

中美貿易困局：關稅為何失靈？

最近一輪美國對華高關稅，為何沒有像很多西方人預期的那樣，沖擊到2025年的中國出口？分析師們給出了幾個主要原因。

首先，中國出口展現出極強的“繞行能力”。雖然對美直接出口下滑20%，但對非洲出口激增26%，對東南亞出口增長13%，對歐洲出口增長8.4%。許多在中國完成零部件生產或組裝的產品，通過第三國再出口美國，從而在統計上沖淡了關稅效果。

其次，美國及其盟友在先進制程芯片、關鍵制造設備領域的對華出口設限，雖然削弱了中國部分產業的短期能力，但也客觀壓低了中國的進口總量。放在中長期看，這類措施甚至加快了中國公司的“國產替代”步伐。

經濟學家金刻羽最近就指出，遏制政策往往產生反噬效應：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研發支出平均增加18%，兩年后國內專利申請增長17.6%，它們的創新成果彌補了高科技產品的進口缺口，提高了這些企業在中國的本土市場份額。

某種意義上，中美雙方都在出于戰略安全而“凍結”貿易，結果是，兩國之間的貨物貿易在總量上雖未崩塌，但結構正在迅速改變——更多中低端、附加值較低的產品持續流入美國市場，高端技術產品和設備的雙向流動卻不斷收縮。

對美國而言，這種局面并不意味著“勝利”。關稅為特朗普總統提供了強硬敘事，卻沒有真正改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也沒有把制造業大規模拉回美國本土。而對中國而言，貿易順差節節攀升的同時，外部環境也在日益惡化。

如果說20年前，歐美尚能勉強接受第一輪“中國沖擊（China Shock）”——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大量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涌入歐美，導致后者制造業崗位大量流失——那么眼下，面對以高端制造和清潔能源為標志的“第二輪中國沖擊”，歐美的焦慮和敵意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這種敵意已經威脅到中國的技術追趕，而受沖擊最嚴重的恰是其中的“排頭兵”。比如，光刻機的進口受阻，確實會直接延緩中國在先進芯片、AI硬件、高端計算設備等關鍵領域的技術進程。

而美國資本市場對中國AI創業者的徹底關閉，意味著中國AI企業失去了全球最重要的一條融資渠道和生態資源。阿里巴巴通義千問（Qwen）技術負責人林俊旸最近在談到中美AI大模型公司的資金實力對比時，就將其比喻為“富人和窮人的游戲”——OpenAI等公司的算力比中國公司大1-2個數量級，而中國公司“手里的卡捉襟見肘，絕大部分算力光是應付業務就已經亮紅燈了”。

“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

Beatrix Keim是德國汽車行業首屈一指的中國問題專家。她在大眾、寶馬和捷豹路虎工作超過30年，其中近20年在中國度過。在德國媒體最近對她的一次訪談中，她坦承歐洲企業在產品創新、數字化、供應鏈搭建上已落后于中國，也低估了中國政府與產業的戰略遠見。

但她認為，德國造車企業完全有可能卷土重來，因為中國汽車市場已經走向過度競爭，太多廠商陷入殘酷的價格戰，根本無法盈利。

電動汽車是一場革命，但“革命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她說。

而這種“優勢導致過剩、過剩反噬優勢”的情形并不只存在于汽車市場。中國的光伏、鋰電池、消費電子以及大量中低端制造領域，都在高投資、高產能、低價格、薄利潤的邏輯下運轉。中國公司的利潤率被普遍壓縮，導致工資增速放緩甚至倒退，這又進一步壓抑了內需。

于是高順差與內需疲弱互為因果：國內消費提不起來，企業只好壓價格去海外搶市場；而進口停滯又進一步削弱了國內消費者的選擇與福利。歷史殷鑒不遠：當一個國家長期維持巨額貿易順差時，通常意味著它在國內分配、創新與消費體系中存在著結構性問題。

對中國而言，更深遠的代價體現在外部環境上。

一方面，房地產泡沫被刺破之后，制造業出口成為緩沖經濟震蕩的關鍵支柱。但在外界看來，這是以對外失衡換取內部穩定，是把矛盾從國內轉移到國際，是中國向外“輸出內卷”。

另一方面，當歐洲政界討論對中國商品實施更大范圍的懲罰性關稅、當美國兩黨在對華強硬問題上高度一致時，中國的長期營商環境與技術獲取空間都在被系統性壓縮。

20世紀初，諾曼·安吉爾在《大幻覺》一書中曾說：“有生意往來的國家不會打仗。”很快，接連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證明了他的過度樂觀。但到今天，當戰爭陰霾再度在世界多個角落聚集，貿易卻成為難得的緩沖器——與其筑墻對峙，不如努力讓生意繼續做下去，讓和平維系得更持久一些。（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