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一篇關于外賣小哥困于系統的文章引發廣泛討論。五年后，“困在系統里”已超越具體職業困境，演變為一個更具普遍性的現代生存隱喻，且系統的形態演變得更為復雜——從組織架構，從評價體系，到文化慣性，困住人們的，不只是算法。

但同時，一股“跳出系統”的暗流正在涌動，數字游民、一人公司、超級個體等新興群體正試圖以新的生存方式實現突圍。技術的賦能，不僅讓人才擺脫物理限制，還拓展了個人的價值邊界，為跳出固化的系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他們擺脫了什么？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系統之外是否真有理想國？企業又該如何回應這一趨勢所帶來的治理挑戰？在近期《財富》可持續發展峰會的一場對談中，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老師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朱巖梅老師，從人文與管理的雙重視角，探討了“從困于系統到跳出系統”這一命題。

兩位學者分別用“自由”和“流動”形容跳出系統的人群的普遍特征。但自由和流動并非人人可及。朱巖梅認為，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資本：“創意產業、內容運營、程序設計等知識工作者更容易實現，因為他們只需要‘帶著腦袋’工作。”

這揭示了數字游民現象背后的社會篩選機制——技術賦能看似創造了平等機會，但教育背景、專業技能、語言能力等門檻實際上制造了新的壁壘。跳出系統，是技術帶來的平權，亦是屬于部分人的“特權”。

據 MBO Partners 預測，到2035年，全球數字游民數量將突破10億。然而另一數據卻顯示，大多數人持續該生活方式不超過三年。為何這種自由形態難以持久？

許紀霖以“圍城”作喻：系統內的人渴望逃離，系統外的人卻可能渴望回歸。系統既是束縛，也提供安全感與歸屬；系統外雖有時間與空間的自主，卻需獨自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與社會保障的缺失。

“[跳出系統后]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許紀霖說。

他將這一選擇置于更廣闊的文明演進中審視。他指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下也沒有免費的自由，甚至天下沒有免費的文明。從游牧文明到農耕文明，是一個從自由流動轉向依附于土地的過程；工業革命用機器解放體力，卻將人禁錮在流水線上；如今的AI革命正在解放腦力，但同樣會帶來新的依附形式。

“他們是跳出系統的人嗎？顯然是。但是他們又依附于一個更大的系統，是一個無所不在的系統。”許紀霖說。

朱巖梅則從心理層面指出，系統內形成的“外部計分卡”——依靠職位、收入等外部指標定義自我——在系統外將逐漸失效。若未能建立穩固的“內部計分卡”，個體將陷入意義感缺失與社會連接斷裂的困境，最終可能選擇回歸系統。

盡管前路并不平坦，兩位學者均認為，數字游民為代表的“系統跳出者”將成為不可逆的趨勢，企業必須早于同行擁抱這一變化。

朱巖梅提醒企業，面對知識工作者，組織需從“控制時間”轉向“激發創造”，給予充分尊重與歸屬感。更實際的是，靈活的雇傭方式有助于企業降本增效，從而為系統外人才提供更多資源支持，增強其抗風險能力。

她進一步指出，全球已有50多個國家推出數字游民簽證，但配套支持仍顯不足——住宿、教育、醫療等體系的協同建設，才是留住人才的關鍵。

在技術加速演進的時代，系統與個體的張力將持續存在。我們迎來的或許不是系統的消亡，而是其形態的進化：從束縛轉向賦能，從控制走向協同。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都需要在自由與安全、獨立與連接、創新與穩定之間，找到屬于自己的平衡點。

“跳出系統的人”目前的探索或許不盡完美，但有勇氣首先“跳出”的人永遠是值得仰望的，“特立獨行的跳出者，往往是改變世界的人。”朱巖梅說。（財富中文網）